肺癌晚期救溺水男孩：江苏南京“脑瘫女童被溺亡案”开庭，女童父亲多次和姐姐聊杀死孩子方法，你怎么看

江苏南京“脑瘫女童被溺亡案”开庭，女童父亲多次和姐姐聊杀死孩子方法，你怎么看

“世界上只有一种病，就是穷病。”看到南京“脑瘫女童被溺亡案”开庭的消息时，《我不是药神》里的这句经典台词就在我脑中回旋。这起案件也是“穷”导致的悲剧。光看剧情前半段，会觉得女童爷爷、父亲太可恨：女童脑瘫已是不幸，作为亲人，让她背上砖头将她推到河里，这太过残忍。但看完剧情后半段，又会觉得这家人可悲复可怜：女童脑瘫后，全家竭力治疗，花了10多万后不堪重负，父母为此离异，父亲也未再婚，最疼她的奶奶几个月前又患癌，家人四处打工却依然穷困，最后做出了极端的选择。

这让人想起了此前的几起悲剧：2011年11月，东莞女子韩群凤溺死13岁双胞胎脑瘫儿后自杀未遂，上千村民为其求情；2012年2月，河南鹿邑“慈母”武文英毒杀20岁脑瘫双胞胎儿子，3000村民为其保密，10个月后她自首，村民集体求情；2015年6月，宝鸡市孙某将患有脑积水亲儿抛入一口枯井……这些悲剧，都连着情与法的纠葛：于法而言，这些杀子者都难免责；于情而论，他们比所有人都痛——若非走投无路，谁愿下此狠手？

对“脑瘫女童被溺亡案”，我有两点看法：1，杀害孩童之举当谴责。这不是苛责女童家人“欠一屁股债也要治”，而是认为将孩子溺死是“最坏的选择”——虽然这家人可选择的余地不大，但杀死孩子不应该在“选项清单”里。再不济，可以放到“婴儿安全岛”或者福利院。不管怎么说，孩子也是生存权，轻易剥夺其生命不妥。

我理解这位父亲和爷爷的无力感。向亲女儿“痛下毒手”，也是“剜心头肉”，有违亲情伦理，也触犯法律。他们不是不想选，而是没得选。但“没得选”跟将孩子溺死之间，还有留孩子一命的转圜空间。

2，只有谴责是不够的，有时谴责残忍也很残忍。毕竟，谴责很容易，设身处地很难。这起悲剧背靠的现实，就是“底层不易”。这些悲剧当事人都患了“穷病”，这需要“应保尽保”的兜底性保障网络加以托底。

这几年来，社会保障制度从覆盖面到保障力度，都不断加码。但这些悲剧提示着，它还得在两个方面继续用力：一是让保障来得更猛些，像脑瘫等疾病虽然也有医保报销，但康复需要很长时间，治疗药物有些未必在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范围内。二是社会救济要下沉，有些救助制度在向基层沉降过程中覆盖面逐渐窄化，结果离“应保尽保”还有距离。

比脑瘫更难治的，是“穷病”。而治穷病的“药”，有时候不止在个人，还在“保障-救助”制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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